配资证券网被封为耿国公；父亲冯君衡曾任潘州刺史（今广东茂名）

提到高力士，多数人脑海里会蹦出两个画面：

一是李白醉酒后让他 “脱靴研墨”，他忍气吞声却暗地报复；

二是马嵬坡前，他奉唐玄宗之命缢杀杨贵妃，成了 “红颜祸水” 的帮凶。

这些深入人心的形象，几乎全来自《警世通言》《长生殿》等文学作品，而非正史。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感叹：“力士之贤，反为文人所抑，可怪也！” 真实的高力士，不仅不是弄权宦官，反而被《旧唐书》评价为 “近世宦官中难得的忠谨之士”，甚至在安史之乱后，因痛失玄宗吐血而亡。

要读懂高力士，必须回到唐代 ——

他的一生，恰是唐玄宗时代兴衰的缩影。

一、从官宦子弟到 “千古贤宦”

1. 出身豪门却沦为宦官：命运的第一次转折

高力士（684年～762年）并非出身卑微，而是货真价实的 “官 N 代”。他原名冯元一，祖父冯盎是隋末唐初的岭南割据势力，后来归顺唐朝，被封为耿国公；父亲冯君衡曾任潘州刺史（今广东茂名），妥妥的地方高官。

但天有不测风云，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 年），冯君衡被诬陷 “谋反”，家产抄没，长寿二年（693年）年仅 10 岁的冯元一被阉割，与同类金刚二人于圣历元年（698年）被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奉入宫，改名 “力士”。这一人生巨变，没有让他沉沦，反而磨砺出远超同龄人的隐忍与聪慧。

入宫后，他先被分配到武则天身边当差，因 “聪慧机敏，善察人意” 得到赏识，却因一次小过失被赶出宫。幸得宦官高延福收养，他才得以留在宫廷圈，并改随养父姓 “高”。这段寄人篱下的经历，让他学会了在复杂宫廷中生存的核心技能：谨言慎行，不越权、不贪功。

2. 遇玄宗：从 “潜邸旧人” 到 “心腹重臣”

唐中宗复位后，高力士因办事干练，被调往临淄王李隆基府中。此时的李隆基尚是藩王，正暗中积蓄力量，高力士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成了他最早的 “追随者”。

在李隆基铲除韦后、太平公主的两次关键政变中，高力士立下大功：

景龙四年（710 年），韦后毒杀唐中宗，高力士提前向李隆基传递宫廷动向，助其率禁军入宫平叛；

先天二年（713 年），太平公主图谋政变，高力士又协助李隆基控制禁军，粉碎叛乱，为 “开元盛世” 扫清了障碍。

李隆基登基后，对高力士的信任达到顶峰：不仅封他为银青光禄大夫、内侍省监（宦官最高官职），还打破 “宦官不得干预朝政” 的惯例，允许他 “参与机务”。《资治通鉴》记载，玄宗曾说：“力士上直，吾寝乃安。” 意思是只要高力士在宫中值班，他才能睡得安稳 —— 这种信任，在历代帝王与宦官的关系中极为罕见。

3. 安史之乱：忠诚的终极考验

天宝十四载（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陷，玄宗仓皇逃往蜀地。途中，禁军将士因不满杨国忠专权，在马嵬坡发动兵变，要求处死杨国忠和杨贵妃。

混乱中，玄宗犹豫不决，是高力士挺身而出，劝谏道：“今将士怒甚，若不从，恐生大变，危及陛下！” 最终，他奉玄宗之命，缢杀杨贵妃。这段历史常被解读为高力士 “谄媚邀功”，但正史明确记载，他此举实为保护玄宗 —— 若不满足禁军要求，玄宗可能当场被兵变将士所杀。

叛乱平定后，玄宗被肃宗软禁在兴庆宫，高力士始终陪伴左右，不离不弃。上元元年（760 年），宦官李辅国（唐代真正的弄权宦官）为专权，诬陷高力士 “离间皇室”，将他流放巫州（今湖南黔阳）。

高力士神道碑

宝应元年（762 年），高力士遇赦回京，途中得知玄宗已死，“北望号恸，呕血而卒”，时年 79 岁。唐代宗感念他的忠诚，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陪葬玄宗的泰陵 —— 作为宦官，能获 “陪葬帝陵” 的殊荣，整个唐朝仅高力士一人。

二、不是 “弄权者”，而是 “皇权守护者”

后世对高力士最大的误解，是将他等同于李辅国、程元振等 “专权宦官”。但翻开正史会发现，高力士的 “权力” 始终依附于玄宗，且从未逾越 “忠诚” 的底线，他的政治角色更像是 “玄宗的首席助理”，而非 “权力玩家”。

1. 参政但不专权：“拾遗补缺” 的辅政风格

玄宗在位后期，逐渐怠于政事，常将政务交给高力士处理。但高力士的处理方式极为谨慎：

对小事（如官员任免、地方奏报），他会先整理出核心信息，再呈给玄宗裁决，从不敢擅自做主；

对大事（如立太子、宰相人选），他只在玄宗询问时 “委婉进谏”，从不主动干预。

最典型的例子是 “立太子之争”：玄宗晚年在太子李亨（肃宗）和寿王李瑁（杨贵妃前夫）之间摇摆，高力士以 “长幼有序，人心归附” 为由，巧妙劝说玄宗定立李亨，既避免了宫廷内乱，又没有越俎代庖。

《旧唐书》记载，高力士曾多次劝谏玄宗远离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提醒他 “天下久安，恐生祸乱”，但玄宗晚年昏聩，未能采纳。即便如此，高力士也从未联合外臣对抗皇权，始终保持 “臣子本分”。

2. 管宫但不弄权：宫廷秩序的 “稳定器”

作为内侍省监，高力士掌管宫廷事务，但他从不利用职权谋私：

对宦官群体，他严格约束，禁止他们干预外朝政务，唐代宦官专权的局面，是在他死后才真正形成；

对后宫嫔妃、宗室成员，他一碗水端平，既不讨好杨贵妃，也不打压其他妃嫔，马嵬坡缢杀杨贵妃，实为 “奉命行事”，而非个人意愿。

甚至对李白这样的 “狂士”，高力士也并非如文学作品中那般 “睚眦必报”。正史中，李白因 “酒后失言” 被玄宗疏远，与高力士无关；所谓 “脱靴” 典故，最早出自唐代笔记小说《酉阳杂俎》，正史《旧唐书》《新唐书》均无记载，可信度极低。

3. 忠诚贯穿一生：超越 “宦官身份” 的君臣情谊

高力士对玄宗的忠诚，早已超越 “主仆关系”，上升到 “生死相依” 的层面：

玄宗逃亡蜀地时，他亲自率禁军断后，保护玄宗安全；

玄宗被软禁兴庆宫时，他冒死为玄宗求情，甚至与李辅国当面争执；

流放途中，他写下 “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终不改” 的诗句，以 “荔枝” 自喻，表明对玄宗的忠诚始终不变。

这种忠诚，在宦官群体中极为罕见。唐代宦官多为 “攀附权贵，见风使舵”，如李辅国在肃宗时期专权，甚至敢对肃宗说 “大家（皇帝）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而高力士终其一生，从未有过一句僭越之言。

三、为何高力士成了 “奸臣代言人”？

真实的高力士堪称 “唐代贤宦”，但为何后世文学作品中，他却成了 “弄权、谄媚” 的反面典型？这背后，是三重历史滤镜的叠加：

1. 宋代 “宦官恐惧症” 的历史书写

宋代因唐末五代宦官专权的教训，对宦官群体极为警惕，甚至将宦官视为 “祸国殃民” 的根源。在这种历史语境下，宋代史学家在编纂《新唐书》时，虽然承认高力士的忠诚，但也刻意放大他 “参与政务” 的一面，暗示 “宦官参政即隐患”。

到了南宋，理学兴起，“君臣伦理” 被推向极致，高力士作为 “宦官辅政” 的代表，自然成了批判对象。如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就将高力士归为 “宦官干政” 的反面案例，忽略他的忠诚本质。

2. 文学作品的 “戏剧化改造”

明代以后，市民文化兴起，以《警世通言》《长生殿》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为了增强戏剧冲突，刻意重塑高力士的形象：

将 “马嵬坡缢杀杨贵妃” 改编为他 “主动献计”，凸显其 “谄媚”；

虚构 “力士脱靴” 的情节，将他塑造成 “嫉贤妒能” 的小人；

把李林甫、杨国忠的专权归咎于他 “纵容”，忽视玄宗晚年的昏聩。

这些改编虽让故事更精彩，却完全背离了史实。正如清代学者王士祯所说：“文人好作翻案文章，往往不顾正史，以虚为实，高力士之冤，盖由此也。”

3. “非黑即白” 的历史认知误区

后世评价历史人物，常陷入 “非忠即奸” 的误区。高力士作为宦官，身处皇权中心，难免与 “权力” 挂钩，而人们往往默认 “宦官掌权即坏事”，忽略了他的具体行为。

事实上，唐代的宦官专权，始于高力士死后的李辅国、程元振，高力士的 “参政” 是 “辅助玄宗治国”，而非 “架空皇权”。将他与李辅国等人混为一谈，如同将诸葛亮与曹操都归为 “权臣”，显然有失公允。

1999年出土了埋在唐玄宗泰凌旁边的高力士墓的神道碑，保存完好，一字不缺。《高力士墓志铭》全称《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兼内侍监上柱国齐国公赠扬州大都督高公墓志铭》。通过碑文内容可知，高力士不仅忠君爱国，而且人品也非常高尚：“公实勇进，提剑而起。扶皇运之中兴，佐大人之利见。自是之后，恩遇特崇，公卿宰臣，因以决事。公中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骄，顺而不谀，谏而不犯。故近无闲言，远无横议。”

四、重新发现 “高力士的价值”

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近现代学者逐渐为高力士 “正名”：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高力士之忠诚，实为唐代宦官中特例，其对玄宗之辅佐，有助于开元盛世的稳定。”

吴宗国在《唐代藩镇研究》中认为：“高力士的存在，延缓了唐代宦官专权的到来，他的政治智慧和忠诚，值得肯定。”

李贽：“高力士真忠臣也，谁谓阉宦无人。”

甚至在日本、韩国的唐代史研究中，高力士也被视为 “宦官制度下的正面典型”，如日本学者池田温在《唐代的宦官》中，称他为 “兼具政治能力与道德操守的宦官代表”。